天空中的太阳，黄黄的，时有时无；风不大，却分明感到耳朵的刺痛。只有街面的行人熙熙攘攘，五颜六色的羽绒服才让人仿佛置身于百花盛开的春天，大街小巷的店面里、简易搭起的摊子上摆满了红红的对联、喜庆的饰品、精致的装饰画、一串串鞭炮，把马路染红，把人们的笑脸映红。“年”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在这浓得花不开的年味中穿行，我对对联情有独钟，它让我更多的回忆当中，有了美好的记忆。
家再穷，穿再破，住再差，年货再少，对联是万万不能少的，尽管儿时，穷看不到尽头，但它却寄托了所有在穷困当中挣扎着人的美好期盼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那时的对联，在我的印象中都是“先生”写的，不像现在掏钱可以买到现成的，甚至不掏钱，在购物、存款、交电话费的时候，商家已替你考虑到了，免费赠送给你。一进入腊月，我们就掰着指头算，什么时候扫尘、吃送灶粑粑，什么时候写对联、买年画，什么时候穿新衣服、揣压岁钱，虽然算得是津津有味，但日期不是我们记的，我们也记不得。只有当某日，我们还沉浸在美梦中，睁开双眼，发现衣柜的顶端不知什么时候，放着一卷用一两根稻草捆扎着的背面泛着白的红纸时，我们就像听到了起床的号子，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跟在父母的身后追问，什么时候请“先生”写对联？父母一字不识，村上只有生产队会计、代课教师识字会写，写对联的事还不全有父母做主，得看人家有没有没空。
一旦轮到我们家，不管什么时候随喊随到，此时，父亲很庄重，出门前，要将褪色泛白的、帽沿已耷拉的帽子取下，在膝盖上拍打几下，除去上面的灰尘，再端端正正戴上；要将打着补丁的衣服理得周周正正；要将平时抽的烟袋放下，换上纸包的“丰收”或“双猫”牌香烟，那时还没有过滤嘴，这才将红纸挟在腋下出门。到了“先生”家，遇到心情好时，主动和你打招呼，遇到心情不好时，板着脸，好像你差他五斗米，不管心情好坏，父亲总是陪着笑脸，连忙递烟，“先生”一手拿香烟，一手拿着墨在研磨着，要知道那时很少有墨汁，烟将尽时，摊开我家带来的红纸，根据门的尺寸来裁剪、折格，拿起毛笔，龙飞凤舞，一会儿，留着墨汁清香、字迹末干的对联，摆满了一地，我在起劲地辩认着每一个字，当我有时情不自禁地读出声来时，迎来了“先生”的一通表扬。大概到了四五年级，从没拿过毛笔的我，有股“初生牛椟不怕虎”的气概，竟然也写起了毛笔字，没有架构、没有字体、缺少遒劲的对联，却让父母感到了少有的自豪，邻居有时候也把我当“先生”，未了，塞一把几粒水果糖或者几个能砸肿脚面的炒米糖，算是对我的奖赏。从此，每年写对联的任务就落到我的头上，早早的，我就要上街买好7分钱一本的历书，因为那后面的一两页，有专门的对联，万一买不到，只好俯耳听收音机，尽其所能用笔记下它播出的几条，但缺少远大理想，至今钢笔字都没写好，更不用说毛笔字了。
我写对联，贴对联自然是父亲的事，大年三十上午一到，便心急火燎地催父亲在大瓷碗里调好贴对联的米糊，趁母亲煮肉的时候放到锅里蒸熟，那时没有浆糊也没有胶水。米糊熟了，就将对联铺在歪歪斜斜的吃饭桌上，用公鸡尾巴毛扎起的刷把，将米糊胡乱地涂在对联的反面，父亲小心翼翼地拿起，然后站在板凳上，轻粘在破旧的双开门或单扇门上，在我的左高右低或左低右高的指挥下，不断地进行调整，最终牢牢地粘上，大门的木纹都印在对联上，每年裁剪的长短不一，有时还会露出上年已褪成白色的旧对联，现在想来，还觉得好笑。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不认识字的父母，只要看到儿子忙活了多日的红纸黑字贴上去，就是一种骄傲！他们哪里知道，他们儿子的字奇丑无比，幸亏那时识字的人不多，否则，我还要赔人家性命。
如今的对联，批量的印刷，失去了个性，也就没了特点，往往一个小区甚至一个单元楼道很多都雷同。即使书法家亲自书写的，单元的防盗门一关，能有几个人看到？在到处都散发出铜臭味的社会里，又有几个人能欣赏得了？现在我再也找不回儿时的那种兴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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